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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被卖了三次的国企,作为国耻的象征,罪魁

时间:2021-02-15 16:33编辑:admin

国有企业是国家的经济支柱,在清朝时期就有着很多庞大的国有企业,但是在清政府无能的统治下,很多国企都曾经被外商收购,造成国有资源的大量流失。

今天随处可见的招商银行、招商证券、招商地产,都属于招商集团,而这个千亿级别的国有企业,其前身是来自清朝同治年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。

1872年,轮船招商局开办,总部设在上海。为扶植这一倾注了自己心血的洋务企业,李鸿章通过拨给银钱、安排人员、承运漕粮等方式,逐步让招商局站稳了脚跟。

但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期间,招商局这样一家代表中国企业形象的“官督商办”的公司,却被活生生地卖了三回。

中法战争前夕,法军的舰队在中国沿海进行海盗式的骚扰,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此时,招商局承担着运输军需物品和搜集法军情报的重任。光绪九年(1883年)三月,法军侵占了招商局设在越南海防的栈房以及存放在该处的军米,招商局被迫停止了在越南的营运业务。唐廷枢曾与法国总督就此事进行交涉,但是毫无结果,唐廷枢又在法国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明事实真象,并与法国有关官员晤谈,仍未能解决。李鸿章也曾出面同法国驻华公使交涉,同样毫无进展。

光绪九年(1883)中法战争爆发后,法军扬言要拦截海运船只,“遇船劫夺”,招商局的船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。为保存民族航运业,在李鸿章的支持下,招商局作出了将轮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,以便换旗行驶的重大决定。当时,招商局的主管人员频繁更迭。光绪十年二月,郑观应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托,前往广东办理军务事宜。四月初,唐廷枢又奉命北上处理开平煤矿的有关事情。所以实际上主持局务的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。

马建忠力主换旗行驶,他给李鸿章发去电报,指出轮船不出运则成本难以维持,出运有容易受到法军攻击,只有出售这一条途径。马建忠还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分析此时现状,细查各国律例。担文认为,战争期间轮船换旗,是各国通行的公例。最初有人建议将局船出售给怡和洋行改换英旗,担文建议换美旗应该更为妥当,因为英律苛细,而美律比较简易。等到战事平息,再换回华旗,这样招商局的产业可以保存下来,公私款项也不会减少。

数小时后,李鸿章给马建忠回电,表示既然提出了这个建议,那么不妨试一试,但一定要订立详细的密约,再禀明朝廷才能最终立案。第二天,李鸿章电示马建忠,指出招商局局本共有500余万,旗昌应该给100万新股归招商局统售,其余200万旧股由商人股东自换,200余万存款借项均归旗昌接认;而且还必须另立暗约,规定收回局产的事宜。发出这份电报后,他还是意犹未尽,又向马建忠重申,此事纠葛甚多,简约中一定要声明详细的合同,等唐廷枢回上海后一起商议,再禀请立案方可。

遵照李鸿章的要求,马建忠向旗昌开出了中方条件。旗昌主动出价525万两收购招商局的全部产业及股票,该行如数付给银票,另成立一个“新公司”。旗昌许诺,将来招商局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,决不失信,担文也竭力担保。不过,他们声称此事必须由美国总领事电令各国领事换旗。虽然旗昌洋行趁机大敲竹杠,马建忠考虑到战事一开,如果局船局产被法军强占,“挽救晚矣”,况且如此办理,也可一扫招商局的积习,他日收回,对招商局而言并非无益。他决定独自承担换旗的全部责任。尽管李鸿章曾于六月初十电示马建忠,可以再缓几天。但是马建忠回复他,双方已于十一日画押,上海的八艘招商局轮船已经换旗,并且电告了其他局船照此办理。事已至此,李鸿章也无别话。

这次售产换旗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。法军怀疑招商局的轮船并非真的出售给美商,派人四处侦探破坏。为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,招商局与美方约定,互相保密。此事不仅隐瞒了股东商人,也未向朝廷禀报,因此便引来了以下的纠纷。光绪十年(1884)六月,清廷发布上谕严词指责李鸿章出售招商局“未经具奏,殊属非是”。李鸿章赶忙将此次出售的前因后果详细汇报,坦言自本年闰五月,法国舰队侵华,局势大变。法国人四处散布谣言,要劫夺船只,招商局断难载冒险行驶。经过多方考虑,才与旗昌达成交易。双方所押契据、银行期票与收票,都是按照西方各国的律例,均交给律师担文收执。谈到将来收回的问题时,李鸿章把责任全部推给担文和马建忠,称“马建忠惟担文是问,众商惟马建忠是问”。清廷这才放心。

招商局此次大胆的举动虽然最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,但是在得知招商局售予旗昌洋行后,还是有言官猛烈地弹劾李鸿章。

左春坊左庶子盛昱是言辞最激烈的一位。他声称招商局是为今莫大之要务,李鸿章将招商局转售,实在是罪不可赦,大骂李鸿章处心积虑,误国害民,已非一日。他认为李鸿章趁着法军入侵之时,乘势与朝廷为难,居心叵测。甚至说李鸿章的行为“真突出千古奸臣之上,目无君父至此已极”。盛昱也没有把马建忠遗漏,认为后者也应该一并受罚。他还担心,如果命令是通过电报发送的话,电局的学生都是马的羽翼,恐怕走漏风声,罪人会潜逃难捕,要求将马建忠就地正法。

不过,盛昱觉得这样还没能充分表达他的愤怒之情,四个月后,在光绪十年十月二十六日,他又向皇帝上了一封奏折。他宣称马建忠信奉天主教,勾结夷人,而李鸿章却始终袒护信任他,屡次落入奸计之中,像这样奸宄不法之人,应该立即交给刑部按律治罪。当然,因为是由马建忠经手出售招商局,若此时将他正典刑,恐怕对以后收回招商局不利;但现在纵然不能将马建忠监禁收押,也应该将其革职。将来如果不能收回招商局,就立即将马建忠正法;如果逃匿,就将李鸿章正法,“使外国人闻之,知小臣贤奸皆难逃圣明洞鉴”。

同日,他还对唐廷枢进行弹劾,说唐廷枢贪鄙近利,只是轮船帐房出身,不过因为粗略懂得洋人语言,就为李鸿章保举,居然称其“堪备各国使臣”。他建议取消唐廷枢的职务。显然在李鸿章权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,清廷不会采纳他的建议。·

普通股东对出售局产的事情也一无所知。当他们得知消息后,相互邀集,齐赴招商局询问原由,马建忠却玩起了躲猫猫。股东们还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公启,严厉批评马建忠擅自出售招商局的行为,但最终不了了之。

光绪二十年(1894)七月初一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并一直持续到次年二月。与中法战争如出一辙,漕粮海运和轮船招商局随即受到战争的冲击和影响。在战争期间,轮船招商局为避免更大损失,仿效出售旗昌之例,由盛宣怀将轮船分售各国洋商。当时德商信义洋行(h. handl & co.)和礼各洋行(messrs, carlwitz & co),即将招商局7艘轮船改挂德国旗帜。次年《马关条约》签订,招商局立即将出售之船“全数买回”。

光绪二十六年,八国联军侵华,招商局为防患未然,再次将永清、丰顺等19艘轮船,变价224万余两,出售各国洋商,自己仅保留江宽、江永等10艘,计成本815000两。次年战事平息,招商局又将售出轮船,“仍照原价全部买回”。

轮船招商局在清代被迫出售三次,次次都是国家之耻,民族之耻。

还是那句话,弱国无外交,弱国无尊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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